笔者出身於一个农奴家庭，老家在西藏达孜县拉木村。听我母亲说，1959年民主改革前，我父亲和母亲属於两个领主，父亲是属於现在达孜县所在的桑昂寺的农奴，母亲祖辈都是拉木贵族的农奴。他们结合后在拉木村安家，可是父亲每年都要到离拉木村20里的桑昂寺支差。当时家里没有一分地，主要是靠母亲为拉木庄园牧羊发给的一点糌粑和父亲利用早晚替人缝制衣服的一点工钱过活。几年後，家里小孩多了，生活越来越维持不下去，就请求庄园主租几克田地。地倒是租到了，可是四克地的种子哪儿去解决？父亲又到甘丹寺找熟人好不容易借到了四克种子。  
   
    母亲回忆说，当时他们觉得事情办得还顺当，没想到从此生活负担越来越重。由于生产条件极差，加上缺水，一克（相当于一亩，15克相当于一公顷）地只能产1 5。斤粮食。即使这样，除了交地租外，还有一点收入。可是，一个斗大的字也不识的人怎能想到，向甘丹寺借的四克（一克合14公斤）种子是高利贷，几年下来，四克粮食利滚利变成了80多克 从此，每逢秋收季节，寺庙管家专程跑到打麦场上逼债，粮食一脱壳就提走。正如西藏民谣说的“打场完毕糌粑断”。  
   
    民主改革时，一位清理甘丹寺“债据”的工作组成员对我母亲说：“你家向甘丹寺借的债已到了250克，要不是解放，过几年恐怕要翻倍了，从现在起你一克也不用还。”母亲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跪拜在工作组面前，向菩萨磕头一样，一个劲地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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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只是西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具体缩影。在西藏，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物质财富的占有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文通过详实的资料、笔者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的事实来说明这一点。  
   
    在封建农奴制社会条件下，西藏的物质财富，包括一切劳动产品（如生产工具、原材料、消费品等），及用于生产的自然资源（如土地、矿山、森林等）的占有情况，介乎奴隶制与封建制中间的一种占有形式。这是一种以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制度。  
   
    从13世纪封建农奴制的形成到 1959年西藏民主革前，西藏社会财富绝大部份集中在占人口总数不足5%的领主或者叫农奴主手中，包括占人口总数９５％的农奴本身也被农奴主作为财富来占有。  
   
    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西藏的人群可由其占有财富的情况分为两部分：农奴主和农奴。
   
    农奴主由官家、贵族、寺院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组成；农奴由“差巴”（支差人）、“堆穷”（意为小户）、“朗生”（家奴）、游民等几个阶层组成。  
   
    官家，即封建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直接拥有大量的土地，也直接经营庄园、牧场。其用途一是封赐给新转世的达赖喇嘛家属、有功官员及对寺院的布施；二是分给政府高级官员作为任职时的薪俸地；三是分给政府直属机构，作为中、下级官员的薪饷和机关经费；四是作为各种专项用地，分派给农奴耕种，让农奴为政府支应各种差税。  
   
    贵族，是指获有贵族封号的政府官员及历世达赖、班禅喇嘛的家属。西藏历代被封为贵族的大约有４００家 左右。其中有的或因死绝，或因事故被没收财产，或因政治斗争被革去封爵降为平民，到19５9年民主改革前，只剩下１９７家。  
   
    凡是世袭贵族，无论是大贵族还是小贵族，都拥有数目不等的土地、牧场和庄园。如大贵族多仁就占有耕地4万余克。依附在这些庄园上的农奴和奴隶也都分别属於这些领主。  
   
    三大领主之一的寺院，是指寺院中的上层僧侣，从十世纪西藏佛教再兴以来，寺院也拥有大量土地，加上后来黄教（格鲁教派）掌权后，地方政府和贵族又不断给寺庙以新的布施地，使寺院占有土地、牧场不断增加，成为一个个寺院经济集团。据在1959年民主改革时统计，仅拉萨的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就占有庄园321个、土地14.7万余克、牧场26个、牲畜11万头、农奴4万余人。  
   
    寺院占有庄园，一类是寺院的公产，其收入作为寺院的经费；一类是活佛和上层喇嘛的私产，有的大活佛私人庄园与大贵族不相上下。  
   
    农奴主代理人，是三大领主派去的管理庄园的大小管家或小官员。因此，他们自然也有大量剥削农奴的行为。  
   
    据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约有实耕土地３００万克，其中30.9%为地方政府占有；29．6％为贵族占有；39．5％为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  
   
    由此可见，三大领主尽管人口只占5％，却统治着整个西藏，并且占有几乎西藏社会的全部财富。这不是耸人听闻，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占人口总数95%的那部分一农奴，他们的处境又如何呢？  
   
    “差巴”意为领种份地（差地）而支差的人。每户差巴根据种份地的多少为领主支差。支差的内容包括支应劳役、缴纳实物和货币。在一般情况下，领主不随便收回差巴种的份地。只有在其支不起差或绝亡时，领主才将份地收回。在不影响向领主支差的前提下，份地可以世代传继。差巴户的经济情况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较富裕的差巴户，约占差巴户总数的10％；第二类是在支应领主的差役租税后，勉强可以维持温饱的，他们约占差巴户总数的２０％；第三类约占差巴总数的７０％，由於领种的份地少，生产条件差，牲畜、农具缺乏，加上债务越来越重，他们每年入不敷出，经济状况日益窘困，有的濒於破产。  
   
    总的来说，这三类差巴的经济情况略比下层的农奴好一些，但他们的人身仍然依附于农奴主，仍受农奴主的剥削，所以还是农奴。  
   
    农奴里第二种人是“堆穷”，意为小户。堆穷是没有差地的农奴，或者是破产的差巴转变而来的。他们一 般靠雇工，靠手艺过活，但必须向自己所属的领主交人口役税。如果租有庄园或大差巴的少量土地，地租是无偿地给领主的自营地支应劳役，租地的收成仅够维持最低生活。堆穷户在整个农奴中约占３０－４０％，有些地方占了７０％。  
   
    农奴里的第三种人是“朗生”，意为家里饲养的。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丝毫人身自由，被领主看成是“会说话的牲畜”。他们受农奴主的绝对支配，可以标价出售，也可以当作礼品赠送。甚至朗生的子女也是朗生，世代为奴。朗生的生活极其贫困，只能仅仅维持生命。据 １９５９年调查，朗生占西藏总人口的 ５％，约６万人。  
   
    在农奴阶层中，还有一部分是游民、乞丐和贫苦喇嘛。据统计，民主改革前，仅拉萨住在贫民窟里的乞丐就达三四千人。贫苦喇嘛是西藏僧侣集团中一个特殊阶层。僧侣在寺院中所处的地位，绝大多数与本人家庭地位相一致。一般来说，贵族出身的僧人，由於家庭经济势力雄厚，在寺院中仍处于僧侣贵族地位；农奴出身的僧人，入寺後繁重的寺院劳役，使得他们没有多少深造的机会，当了几十年的喇嘛，到头来还是个穷喇嘛，仍然处于受奴役的境地。  
   
    西藏的三大领主对土地和其他重要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的占有，从根本上剥夺了农奴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这既是农奴主剥削农奴的基础，也是农奴主占有农奴人身的重要前提。  
   
    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惊人的高利贷，是西藏三大领主占据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  
   
    前面所述，西藏农奴主对农奴的剥削，主要形式“差”。“差”是一个包括徭役、税、地租、畜租等在内的含义十分广泛的差税总称，统称乌拉差役，其名目繁多，达30多种。  
   
    毫不夸张地说，在封建农奴制度下，三大领主是大大小小的债主，就是历代达赖喇嘛和其他大活佛、高僧也几乎都放高利贷。达赖喇嘛设有专管自己放债的机构，叫作“孜布”或“孜穷”。这两个机构把每年对达赖的“供养”收入作为高利货放给群众。据1950年这两个机构帐本统计，共放高利贷债金藏银３０３.９万两，年收利息３０.４万两。西藏的大小寺院没有不放债的，高利贷的收入占拉萨三大寺总收入的２５％至３０％。农奴普遍欠债是与农奴主普遍放债同时并存的，这是旧西藏主要的社会现象之一。  
   
    农奴负债有几种：新债、子孙债、连保债、代还债等。就拿子孙债来说，这种债是从何时借的，最初借了多少，已经还了多少，欠债人都不知道，全凭债主拿的“债据”。子孙债是个“驴打滚”的债，欠债者早已还了本金的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仍然还不清。墨竹工卡县仁庆林农奴次仁贡布的祖父欠下粮债５０克，他们三代人年年还债，到次仁贡布这一代却已滚成10万克，１４０万公斤，堆在一起是一座粮山呀！  
   
    这种事例当时在西藏各地比比皆是。  
   
    在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西藏广大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确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因此，实行民主改革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也是百万农奴的心愿！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的伟大转折点。从此，西藏人民真正成了社会的主人，成为自己民族的主人，西藏的物质财富也真正回到了创造财富的农奴们的手中。  
   
    中国共产党帮助西藏人民实行民主改革，完全是按照西藏９５％以上的劳苦大众的意愿和西藏上层进步人士的要求进行的，因此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和赞扬。  
   
    到1960年底，西藏民主改革经过两年时间已基本完成，废除了农奴对于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废除了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农奴分得了属於自己的土地、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  
   
    据统计，当时共没收和赎买了农奴主所占有的耕地２８０多万克，分给20万户、８０万无地的农奴和奴隶。从此，西藏人民过上了新的生活。  
   
    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暂且不说国家对西藏的投入以及西藏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就，还是从普通人的生产生活谈起。  
   
    前面讲过，我的家解放前是个欠债累累的农奴。我6岁那年，虽然西藏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家里分得了18克土地，但不巧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生活还是比较艰辛。由于父亲早逝，一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当时哥哥姐姐们能干农活，可是天不作美，风不调雨不顺，有力无处使。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闹着要糌粑吃，母亲心疼地哭了。当时我不知道家里好几天断了粮，只靠政府的一点救济粮维持。即使这样，从封建农奴制度下过来的母亲，对当时的生活已经很满足。因为解放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为领主支差、交地租，也不再是土地的奴隶，而是土地的主人。母亲鼓励我们说，几天断粮算不了什么，只要土地是自己的，生活肯定会好起来的。  
   
    自然灾害结束后，我们家和其他农家一样粮食够吃，生活逐年好起来。家里添置了一些家具，过节过年时全家人有新衣服穿。我也有条件上学读书，直到上大学。  
   
    １９７５年，我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回家时，家里的变化实在令人感叹不已。头一顿饭姐姐给我端来一碗炒鸡蛋、一小锅手抓羊肉和米饭。这是我在家头一次吃到这么丰盛的午餐。晚饭还有鸡蛋面和酸菜。晚上睡觉时，给我准备了绸缎被面的棉被和新“卡垫”（用羊毛织成的床毯，价值上千元）。我原以为这是对我的“特殊照顾”，其实，他们每人都盖棉被加藏被，只是被面是花布而已。  
   
    第二天，全村人为我这个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从北京来的，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家家户户长者提着青稞酒壶，怀里揣着哈达，给我接风。一时间，院子里挤满了父老乡亲。他们问这问那，询问祖国各地的新鲜事，畅谈他们今天的生活，不时轮番给我敬青稞酒。我为乡亲们的热情而感动，也为家乡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从他们的表情、面色和穿着上不难看出，家乡人再也不用为口粮不够而发愁了。  
   
    １９８０年以后，中央政府经过调查研究，根据西藏实际情况，制定了“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长期不变”、“免征免税”等一系列特殊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每次回家探亲都能感受到新的变化。乡亲们说：“这下可好了，真正感受到当家作主的滋味！”  
   
    村里的年轻人包括小时候和我一起放牛，一起拣牛粪的一些朋友穿戴开始讲究起来：男人们穿黑色藏袍，脚穿皮靴，有的还戴上了过去农奴主或富户人家才有的金、银耳环；妇女们打扮得更耀眼，黑色或藏蓝色短袖藏袍，配上色泽鲜艳的围裙和丝绸、化纤衬衫，一些妇女在节日里还穿高跟鞋，戴上了手表和手镯。  
   
    他们告诉我，现在到田间劳动，年轻人没有一个不骑自行车的，中午在田间吃饭，每个人还要带可口的菜，如果菜做不好还受人耻笑。  
   
    我的老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母亲去世后家里由大姐姐掌管，全家6口人，有２５亩耕地，自主经 营，每年生产粮食１.５万斤左右，有近百只羊、 １５头奶牛、耕牛及其它牲畜，还有手扶拖拉机、播种机、脱粒机等农机和磨面机。1992年第二次翻修、扩建了住房，家中既有经堂、客厅、卧室，又有厨房、储室、畜圈、粮库等。姐姐自豪地对我说：“过去庄园主的房屋也不过如此，玻璃窗户还没有那麽大，过去‘德巴’（代理人）到拉萨去要骑一天的马，我们现在坐在自己的手扶拖拉机上3个小时就到了。”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参加工作20多年来，从藏东昌都到西部阿里高原，从藏南边寨到藏北牧区，几乎跑遍了整个西藏，亲眼目睹了西藏广大农牧区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了解到了西藏普通人的真实生活情况，在这里我们想叙述几段有趣的故事。
   
    在西藏民主改革３０周年之际，我们访问了西藏山南乃东县凯松村。坐落在雅鲁藏布江南岸的凯松村，是１９５９年民主改革前凯松庄园所在地，主人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四大嘎伦（大臣）之一的索康．旺青格勒。因这里有丰腴的土地、充足的劳力和丰富的资源，建庄园时起名为“凯松”（藏语意为“叁得利”）。据统计，庄园全年可收入１.５万多克粮食，索康占去1．2万多克以上；全庄园３００多名农奴，却只能得到不足３０００克的粮食，仅够半年口粮，还要上交地租、苛税和高利贷。因此，这里过去年年有逃亡户，有差巴失掉土地变为堆穷的，有由堆穷变为朗生的，有的还沦为乞丐。  
   
    我们叩开尼玛次仁家的大门，访问这位当年的农奴。他回忆说，民主改革时他只有24岁，却已当了１６年的农奴。他清楚地记得农奴主曾对他的母亲说：“他是我的，我愿意把他揉成团装在兜里，随我；我高兴把他拉成条，围在腰上，也由我。”尼玛次仁说：“当时顾不上什麽人身自由，只要能填饱肚子已经是很不错了。”  
   
    尼玛次仁说，现在家里打的粮食吃也吃不完，每年还出售商品粮况２０００多斤。农闲时，他和儿子外出做点小生意，一年下来收入２０００多元。  
   
    和尼玛次仁一样，昔日凯松庄园的农奴和奴隶们的生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成了土地的主人以后，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倍的粮食，现在家家户户有余粮，而且全村每年出售商品粮 １４万多公斤，全村人均收入达到７００多元，人口由原来的３００多人增加到７００多人。昔日连货币都难得见到的人们，如今用自己的钱买了７０多台拖拉机、卡车、手扶拖拉机，还有收割机、扬场机和磨面机，每家每户都盖上了新房。  
   
    粮食年年有余，这对西藏解放前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农奴来说是天大的喜事。然而我们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探访时，却遇到了丰收带来卖粮难的问题。50岁的拉巴诺杰是江热乡的一个农民，30年前当他还是西藏最大庄园——帕拉庄园的一名奴隶时，拉巴诺杰的最大愿望莫过于填饱肚子，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一天因为粮食太多卖不出去而发愁。  
   
    在他新盖的两层楼房里，拉巴诺杰骄傲地领着我们参观了库房内一堆堆装满了小麦和青稞的麻袋。这是他们5口之家的余粮。拉巴诺杰家种有22亩地，每年能打1．6万斤左右粮食，除去用于做糌粑和青稞酒外，还有将近1万斤左右的余粮。他急於出售部份粮食而购买化肥，但由于近年来各地都风调雨顺，加上科学种田，粮食年年增产，市场已经饱和，卖不出好价钱。据了解，当时仅在日喀则地区粮食局仓库已经堆满了3．5万吨粮食。因此，当地政府只有帮助农民探取粮食转化工作，如发展食品加工业、饲养家畜，将粮食运往牧区换取畜产品等。  
   
    西藏民主改革30多年来，过去占总人口９５％的农奴和奴隶们，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人身权利，作了主人，而且在经济上获得翻身，逐步走上富裕之路。那么，过去占总人口 ５％的农奴主阶层，现在的生活又怎么样呢？  
   
    顺便要说明的是，民主改革时，对农奴主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对反对民主改革，参加旨在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采取没收的办法；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采取赎买的办法。据统计，全区总计应赎买土地90万克，占全区总耕地面积的32％；牲畜８２.４万头，占全区牲畜总数的29％；房屋6．42万间，农具2万套。赎买的价格采取协商的办法，使贵族和农奴多数都觉得比较合理。  
   
    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采取赎买政策后，他们不仅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赎买金，而且尽可能地被吸收和安置到各级政府、政协、佛协等机构工作，发给工资，甚至改造后的参叛人员也安置在这些部门工作。就现在而论，西藏自治区政协２０多位副主席中，绝大多数是过去的农奴主，其中拉鲁．次旺多吉是1959年叛军的司令，自治区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一级高级官员中也有4名是过去的贵族和活佛。  
   
    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上层人士受到牵连，包括他们的财产也受到冲击。    
   
    我们曾访问过藏北的一个“牧主”，他叫强巴，当年45岁。１９７１年“文革”时期，因为强巴的父亲和岳父都是牧主，所以他和妻子都被重新划定为“牧主”，直到１９７９年。强巴回忆说：“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是艰辛的，除了每天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外，还要无偿地为生产队干许多零碎活。”强巴风趣地说：“有点象过去农奴支差一样。”  
   
    那几年里，强巴一家努力劳动，但每年都要欠生产队二三百元钱。但他说：“从未饿过肚子。”生产队保证每个社员的基本生活，诸如口粮、酥油和肉。  
   
    １９７８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巴一家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１９７９年强巴摘掉了“牧主”的帽子之后，他又得到８０００元作为对他的被没收的财产的补偿。  
   
    我们访问强巴时，他一家的生活状况相当不错，他已拥有７０头牦牛。２３０只羊、４匹马，年收入超过了７０００元，在他居住的那曲地区达嘎多村里的１２户人家中居中等水平。  
   
    强巴对他在「文革」中所受的苦毫无怨言，因为他知道当时整个中国处于大动乱之中，受冤屈的人很多，包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说：“要是整个村子都被洪水淹没的话，你是找不到一块干石头的。”  
   
    强巴告诉我们，他现在的生活很幸福，盖了4间新房，花１０００元购买了一架风力发电机，供照明。因为有了电，还准备买一部电视机。  
   
    强巴家里有７个孩子，最大的21岁，最小的２岁。最大的女孩在那曲镇一家商店里工作，每月有工资。其余小孩有的上学，有的在家放牧。  
   
    孩子上山放牧后，强巴和他的妻子留在家里，他妻子打水、做饭、提炼酥油；强巴则捻毛线、制绳子、修理牛羊圈。每年夏天，强巴都要带上酥油和牛羊肉到农区交换粮食，他说：“不过，现在市场活跃，不出门也能换上。”  
   
    强巴说，尽管过去他的财产相对比现在多，但他现在心情更舒畅。因为过去是剥削别人，而现在是自食其力，活得自在。
   
    他最大愿望就是要把孩子们教育成为正直的人，靠自己的劳动致富。  
   
    以上是西藏社会最基本的成员——普通人的生活情况。那么，现在西藏社会总的收支情况又如何呢？
   
    最新统计数字表明，1993年，西藏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6.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达到１７.７亿元，第二产业达到 ５.３亿元，第三产业13．5亿元；农牧民人均收入为５１５元；地方财政收入1．49亿元。  
   
    这与民主改革前每年财政收入400万元相比，是个相当大的变化。然而，西藏的财政是建立在十分薄弱的经济基础上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仍是中央财政，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援。据统计，从 1951年到现在，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和各种专项投资累计达250多亿元。  
   
    中央拨给西藏的这些钱，除了用于事业经费包括公职人员的工资、卫生保健事业（包括农牧民的免费医疗费）、文化艺术事业等外，主要用於西藏教育、农牧业等方面，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建设项目，都与西藏人民的切身利益有关。  
   
    解放前，西藏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後，９５％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和平解放后，特别是1959年民主改革后，西藏各族人民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历程中，越来越深地体会到，现在教育成为高原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西藏的教育事业费的支出从１９７９年的２１９１.７万元增加到今年的１.７亿元。目前在校学生近２０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５０％。为了加速教育事业的发展，1980年起，地方财政对县以下重点中小学的在校生实行“包吃、包住、包穿”的三包政策，并在内地举办了西藏中学。同时，财政的大量投资，使学校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0年到1993年，全区校舍面积由２８万平方米猛增到２７０多万平方米。这一期间教育战线向社会输送各类毕业生１０万多人，成为西藏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财富。  
   
    与此同时，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牧业，由於发展水平不高，1980年至今，一直免征农业税，财政在支持农牧业的发展上拨出巨款。１９８０年以来，财政累计拨款付支农资金近16亿元。从 1985年起，每年安排5。。万元用于商品粮基地建设。到目前为止，西藏财政在全区建立起了人均占有量居全国第一的农用固定资产体系。  
   
    有财政的大力支持，有效地增强了农牧业综合实目力。近几年来，农牧业连续5年夺得丰收，去年全区粮食总产达６.６９亿公斤，年未各类牲畜存栏２２８０万头只。而１９５９年民主改革前，牲畜总头数只有９５５万。现在全年肉类总产量１亿公斤，奶类产量１.８５亿公斤，分别比１９８０增加１０８.４％ 和８７.４％。农牧业收入的增长，使群众的手头开始富裕起来，农牧民除在农闲和牧业生产淡季，搞些以商业、纺织、种植等副业外，还在全区兴办起９１１８家乡镇企业，职工总数达５.１万人，企业固定资产总值达1.45亿。这些资金都是从西藏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每年１０亿多元的补助中支出的。据西藏财政部门介绍，为保证西藏经济基础设施，解决经济建设中“瓶颈”问题，扶持新型产业，增强经济实力，国家每年安排大量的专项投资，使西藏出现了一系列的“第一”。  
   
    １９５９年，国家投资的西藏第一家皮革厂，在拉萨西郊建成。现在这个厂引进德国技术产品已由过去的１０多种增加到如今的７０多种，数百个型号，３５０多名职工中藏族占的６９.５％。  
   
    １９６０年国家投资１１６０万元的西藏第一座水泥厂在拉萨西郊建成。目前，这个厂经过国家扩建，年产水泥11万吨，９００多名职工中８０％是藏族。  
   
    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西藏第一条民用航线，北京一成都一拉萨正式通航。１９６６年１１月贡嘎机场建成。目前，这个机场经国家投资２.７３亿元扩建，建起国内最长的民用飞机跑道、现代化的候机楼，先进的通讯导航设备，可起降国内任何大型客货机，成为中国海拔最高的现代化口岸机场。  
   
    １９７７年７月，西藏第一个地热电站在绿草如茵的藏北草原建成发电。目前，这个电站经过国家先后投资2亿余元，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地热试验基地，装机容量达2.5万千瓦，名列世界第十位。  
   
    1989年，国家投资２４００万元的西藏第一家啤酒厂在拉萨北郊建成。目前年产“药王泉”牌啤酒５０００吨，已销售到区内外，准备打入国际市场。  
   
    这一系列西藏“第一”，如雨后春笋般地从高原古老的沃土中冒了出来，预示着西藏经济建设春天的来临。  
   
    在交通方面，昔日“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的状况已成黄历。现在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连接西藏各地的公路网络，已有干线１５条共７１５２公里，县乡公路５９７７公里；邮电通讯事业是近几年来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拉萨SI240.5万门程控电话已于１９９２年投入使用，使拉萨市电话容量增加１倍，达到１万门；全区５８座VAST卫星通信地面站首批VAST设备已投入安装.“八五”期间邮电通信事业已基本实现全区县县通电话，７个地市和部分县进入全国长途自动网，总投资规模达3,362亿元的计划顺利实施；工业已形成了以黑色冶金、电力、轻纺、民族手工业为支柱的门类较为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已建起或正在兴建的有中国最大的铬铁矿基地——西藏罗布萨矿，西藏最大的水利开发项目——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以及拉萨轻工小区等等。  
   
    这些项目的实施，掀起西藏规模空前的建设热湖，这不仅增加了西藏的经济实力，而且将为全社会的物质财富带来更为深刻的变化。